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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7黄金白银的困扰

1047黄金白银的困扰 (第1/2页)

就在几人消化魏广德的建议,采购倭国铜料的可行性时,其实魏广德已经知道其中是有利可图的。
  
  其实早在唐朝,中国的铜钱就已经流向倭国,还十分受欢迎,叫做“渡来钱”。
  
  日本的早期货币史历程一直深受古中国的影响,日本最早的金属铸币是模仿中国唐朝“开元通宝”铜钱所铸,“皇朝十二钱”也完全是参照唐钱而铸。
  
  “皇朝十二钱”停铸后,古中国铜钱(以北宋、明钱为主)大量输入日本,垄断了其货币流通领域,开创了日本的“渡来钱时期”。
  
  在中国进入明朝以后,白银在民间被广泛作为货币使用,且白银货币化已成趋势、不可逆转,白银在货币流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。
  
  到16世纪时,白银逐渐成为了主流货币,地位超过铜钱,并逐渐被明朝廷官方认可为法定货币,加之欧洲商人频繁出没东亚地区,这些也都深刻的影响着日本流通钱币的变化,日本逐渐也进入“金银铜三货时代”。
  
  明初时,因倭寇作乱问题,明太祖断绝与日本,禁止对日本贸易。
  
  直到1403年,日本室町幕府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,正式确立了与中国的“勘合贸易”关系,即官方朝贡贸易,民间私商贸易依然被禁止。
  
  此后,日本室町幕府频繁派遣使船来中国,向明朝皇帝献贡,并获取明朝皇帝的大量赏赐。
  
  在赏赐的物品中,包括大量的中国铜钱,这些铜钱到日本后就成了“渡来钱”,通行于日本货币流通。
  
  在勘合贸易模式下,日本使者向明朝皇帝朝贡的物品主要有铜矿、硫磺、黄金、刀剑、扇子、漆器等,明朝皇帝赏赐给日本使者的主要有生丝、丝织品、棉纱、砂糖、陶瓷器、铜钱等。
  
  其中,大明的生丝和丝织品在日本十分畅销,而且售价非常高,利润可达4到20倍。
  
  每次朝贡时,日本使者都可获得明朝皇帝的大量赏赐,远超其朝贡的物品价值,因而净获利颇丰。
  
  1467年“应仁之乱”后,室町幕府实权旁落,失去了对勘合贸易的控制权。
  
  当时,一些日本的地方封建领主,与日本私商结盟,打着“幕府”的旗号,掌控了勘合贸易,与明朝进行贸易往来。
  
  由于日本政局分裂,日明之间的官方勘合贸易已名存实亡,而且勘合贸易难以满足日本对中国商品的需求,由而,日明之间的民间走私贸易随之兴起。
  
  在民间走私贸易的发展过程中,一些精明的商人意识到当时中国非常需要白银,而且白银在中国的价格,比其他地方都要高。
  
  因而,只要把其他地方的白银,运到中国,就能获利颇丰,而且还能用白银直接购买中国的商品,再运回本国。
  
  于是,一些商人就开始从事日明之间的白银贸易,日本的白银流向中国,中国的商品流向日本。
  
  实际上,发现白银在大明的价值后,商人们就把投机的方向转到白银上,而放弃了铜料交易,一般也就是顺带手才会带回少量铜料。
  
  这一时期日本的矿产开采和精炼,及铸造技术都比较落后。
  
  在商人们停止或者减少向大明走私铜料后,在倭国的铜价大跌。
  
  而在1533年之前时,日本因银矿开采和精炼技术十分落后,白银产量非常少,所以只有很少的日本白银被运往中国。
  
  不过,1533年之后,一名日本商人神谷寿帧将一种先进白银精练技术“灰吹法”引入日本,用于开发石见银山,并快速普及开来。
  
  由此促使日本诸多银矿被相继大规模开发,日本的白银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。
  
  而此时的日本,正值日本各地方封建领主激烈混战时期。
  
  由于战乱导致军费支出庞大,开采金银矿无疑是一个最佳的财源途径。
  
  在各封建领主争相开发银矿之际,金矿的开发也掀起高潮,而且当时黄金的开采技术也有进步,从原先的直接采取砂金,发展为从金矿石中提炼黄金。
  
  金银矿的竞相开发,为各封建领主带去了丰厚财富和军费资金。
  
  而且,各封建领主还为了争夺金银矿资源,而相互开战,不断地刺激着金银矿的开发。
  
  日本的金银开采迎来了一个长达百年的历史高峰期,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所谓的“战国”时期。
  
  在倭国民间,此时大量金银被开采出来,但是倭国缺乏先进铸造技术,所以流通的本土货币就是由金银铜为原料制作的长条或者饼状,也是采用大明的方式以重量计算价值。
  
  据魏广德所知,制作精良的中国钱币在倭国是非常受欢迎的,根本不用担心因为成色或者重量的原因而失去他们的认可。
  
  虽然不会专门让工部铸造针对倭国的钱币,但是魏广德确实打算用最省钱的方式铸币,尽可能在铸币过程中为朝廷赚钱。
  
  而凭借的,正是大明精良的铸造工艺。
  
  是的,不管当政的是他张居正,还是他自己,早晚都要面临大明财政不足的困难,如果能够给朝廷找一条稳定的赚钱路子,比如会让大明的统治更加稳固。
  
  其实大明王朝覆灭,根本不在于腐败,而在于制度,朝廷手里没钱,没地方收钱。
  
  每年商人巨大的利润揣进兜里,却几乎不用向朝廷缴税,这在西方完全不可想象。
  
  来自后世的魏广德依旧认为,缴税是公民的义务,商人有钱,更应该缴税。
  
  收商税,无疑是解决大明财政窘境最简单的办法。
  
  只可惜,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提出收商税,那影响太大了,会招致整个士绅阶层集体反对的。
  
  因为商业方面,其实根本还是被士绅阶层把控。
  
  魏广德是钱要赚,税也愿意缴,只可惜没人收。
  
  其实在后世,国人也并不抵触缴税,大家也都认可应该缴税,只不过是想少交点,所以才会有偷税漏税。
  
  但你真问他该不该缴税,其实大家都会点头,认可交税,只是觉得税率太重了。
  
  当然,这个观点在九十年代前是不存在的,那之前因为主体是公有制的原因,基本上没税可交。
  
 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出现个体和私营经济,税收才逐渐恢复征收。
  
  大部分人的观点不是一下子可以扭转的,所以八十年代抗税非常普遍,大家都没有该缴税的意识。
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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